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再思考
发布人:宣传部  发布时间:2019-04-19   浏览次数:10

  提传统史学观点认为,欧洲开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而言,不啻福音,因为其给民族资本带来发展的黄金期。然而,大战爆发初期,中国金融、进出口贸易、税收等一度陷入困境,战争还引发了社会恐慌、工人失业、物价飞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不过,正是这重重的困境刺激着国人深刻反思本国经济状况,提倡国货、振兴民族企业的呼声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响应,由此民族企业也逐步走出战争初期的困局,取得较大发展,成就所谓的 “黄金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自 1914 年 7 月开始,至 1918 年 11 月结束,共持续了 4年多,前后有 30 多个国家卷入这场战争,“死于战场的约一千万人,受伤的有约两千万人; 受战祸波及的人口在十三亿以上,约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战争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下二千七百亿美元”。 这场惨烈的战争不仅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北洋政府从最初宣布中立,到对德、奥宣战,加入协约国一方的整个过程中,都在时刻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初期究竟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厘清这段历史,有益于我们更真实全面地认识中国近代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影响的学术史回顾

     2014 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百年之前的国人习惯称这场战争为 “欧战”,如今 “欧战”问题又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一个世纪前的中国,虽无力与欧洲各强国争胜,然在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趋势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冲击。可以发现,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认识不足。现将学界以往对一战的关注状况分段简述。

 从战争爆发到 1949 年,其间国人亲历了欧战,不少报纸与杂志 ( 如《申报》《大中华》《正谊》《甲寅》《外交公报》《中华实业报》等) 都追踪报道了战争的进程,以及国内因战争所受的重大影响。有不少学人发表评论,力图思考和认识欧战与中国的关系。这一阶段为研究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体系,关注点多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重在启迪民智,关心国事。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学界对该问题并不十分重视,研究成果也不丰硕。且学者受国内政治形势和冷战思维影响明显,研究视野主要集中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战争对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产生的影响两个方面。有关经济的主要观点有,一战期间及此后的几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 “黄金时期”,中国的棉纺业和面粉业发展最为迅速,其原因是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这一论点同毛泽东提出的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是相呼应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14 年 ~ 1922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民族工业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浙江民族工业》 和 《中国民族工业出现 “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即持此观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学界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国际关系、华工华侨问题、国内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但仅就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而言,学界仍主要关注一战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基本上继承了第二阶段的观点。《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1912 ~ 1926 年) 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试析 “黄金时代”的江苏棉纺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一战期间的中国民营工业的发展研究》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棉纺织业的黄金时期》等也努力探究一战期间轻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及一战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

  以上论著大都以一战为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 “黄金时代”为论述前提。然而,这反映的是一战对于中国的长时段影响,况且也是局部的 “黄

  金时代”,事实是较为复杂的。在一战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创伤、全球化早已起步的时代,中国社会与经济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尽享战争带来的

 “机遇”,而免于 “中枪”呢? 确实,随着一战的进行,国内逐步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新格局而形成了相应的 “新常态”,轻纺工业有所发展,但这并不能否认一战爆发之初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经济受挫

   1914 年 7 月起,欧洲各国相继被卷入战火之中。据统计, “参与战争之国几占世界贸易全分之四之三”,各国 “工业既不复活动”,世界各国均受到极大的影响, “自阿真廷以至中美,其中各地商业疲滞为从来所未有”。 而近代以来,中国就已逐渐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当中,成为欧美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地。因此,战争的冲击不可避免。其中,金融与国际汇兑首当其冲。

 欧战一起,中国国内的金银价格立刻涨落不定,且各地差异很大。以浙江地区为例,1914 年 8 月 6 日的金市, “标金四百三十两,沙金合赤四百三十八两,足赤条金四百三十六两”,8 日因外商收购,各项均涨一两。但在 11 日金价骤跌, “足赤条金四百零一两,沙金合赤四百零三两,现货标金二百九十五两”,如此起落不定的价格令金商赔累不迭。上海地区的金市波动更为明显。在欧战爆发之前,金价一般在每条四百一十两左右,从 7 月底欧战爆发到 8 月 6 日,金价骤涨到四百三四十两,但是两天后,金价猛跌,较战前更低,以致 “一日之中竟有四五市,涨落无常,朝晚不同,相差十余两,不以为奇,故此中老手及外行者皆不敢顾问,即银楼亦有进无出云”。 钱市同金市的情况相似。战事起后,北京钱市的龙洋、鹰洋、铜元等价格逐渐抬升,继而低至战前价格,起起落落,影响商业的进行。规元是从晚清开始,上海地区商人进出口贸易的记账单位,属于虚银两制,同标准银相换算。随着上海成为全国贸易的中心,国内各商埠都以上海为转汇地,所以它的涨落直接关乎国内商人的切身利益。而一战爆发也直接影响到了规元的价格。1914 8 月 8 日,杭州规元骤然涨至 1369 元 ( 昨市为 58 元 7 角半) 。而就在同一天下午, “中国银行、兴业银行及宁同行……评定规元一千三百八十七元……甬、绍汇兑去水亦因之转大,苏汇因该处规元较短于杭,故每千升水至十五元之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规元的价格反复起落。这一现象也反映了当时国内币制的混乱。国内货币习惯用银,但又缺乏统一的货币,各地根据银的重量和成色进行复杂的换算; 而且,在国际贸易中,外国实行金本位制,中国则以银结算。当国际上银价上涨时,国内的白银就会外流,造成国内资本短缺。此外,金银兑换的比率在受战争影响起伏不定时,国内的金融和贸易就会趋于低迷。 “对欧洲之贸易,如出口货则屯聚而无人过问……至于入口货,其已自外国而发行于华商者,固损失在华商。即未经发行而已运至中国者,终已损在华商耳。”以英镑价论,以 13元易英金 1 磅,较 1913 年冬季涨了 3 元,这对商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随着战事的爆发遭受重挫,各通商口岸均受到极大影响。以镇江为例, “窃查本口贸易情形,年内盗匪猖獗,荒旱频仍,加以欧洲战争所及,以致向之可期以兴盛者,一变而为失望”;厦门则“因欧战大战,几及半载,致令商务大受影响……盖此次战争,实有以致本口生涯缩少约十分之一”。中国出口至外洋的土货,除了运往美国的情况稍好些,运往欧洲各国的几乎全部停止,只得积压于口岸。丝、茶、棉、麻等农产品以及土布等半成品是中国出口贸易的大宗,因欧战影响萎靡不振的情形一度十分严峻。尤其是中国的茶市,损失巨大,颇有一蹶不振之势。1914 年 “六七月间欧战事起,市面更一落千丈。如一牌子箱茶,前还过若干两之盘,曾未愿意沽去者,至彼时不但无原盘之希望,直不还盘矣。再三商计,还出之盘,又必较少十两、二十两不等……民国三年洋庄绿茶之亏折,以每号每百斤通扯计算,至少以十两起,多至四五十两不等。就徽州通计,总额亏折去九八规元,不下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凡有数千金及一二万金之家,因设一茶号面倾之者不少……且至今仍有万数千箱茶未曾沽去”。近代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由洋商操控,定价权和主动权的丧失让商人在国际市场中十分被动,这一弊端在此时显露无遗。洋商活动减少导致国内土货出口生意无人问津,浙江宁波口岸 “华洋交易每岁不下千余万。现因欧战激烈,侨甬洋商纷纷回国,所有丝蚕、茶叶、棉花一律停止买收,以致货物山积,无从兑换现银”。欧洲市场的萎缩及交通的不畅,给茶业以重大打击,不独绿茶如此,红茶的商情亦不乐观。

  1913 年的茶叶出口量较前三年至少缩减了数万担,虽然接下来三年的出口总量逐渐恢复,但复苏的主要原因是俄国市场对中国砖茶需求量的意外增加和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部分增长。从 1917 年起,茶业的境况呈现前所未有的恶劣。自晚清开始,中国的茶业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不断降低,一战后,进入衰落期。

  除了茶叶,国内的丝、土布、麻等出口都出现滞销问题。在南京,“现因欧洲交战,侨居洋商既已纷纷回国,其余各商又皆为银根所限不能活动,以致各商家如丝、茶两业、绸缎业、棉花业存货者,多无处销售,商家苦之”。为了鼓励土货出口,维持对外商贸,上海总商会禀请政府将土货出口的证明期限延长,以期市场能有起色。从当时税务处准许展缓土货派司 ( PASS) 展期一年的咨文可以看出,受到影响并确实应该展期的土货包括 “生锑及净锑、豆、猪鬃、蛋白、蛋黄、火麻、苎麻、马鬃、头发、草帽、火麻皮、牛皮肠、金针菜、麝香、五倍子、豆油、木油、大黄、胡厂子、芝麻、发丝及乱丝头、茧绸、麂皮、狗皮、狐狸皮、山羊皮、小绵羊皮、小山羊皮、黄狼皮、滑石器、草帽缘、柏油、砖茶及小京砖茶、菜叶、漆、粉丝、白蜡、骆驼毛、绵羊毛、绵羊皮”,以及追加的生丝、鸭鹅毛、各种皮张等,这反映出中国出口货物受冲击面之广。

1914 年,除了红茶出口量略有增加外,其余各项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从中可以看出,欧战伊始对中国商贸造成的巨大冲击。

战事起后,欧洲各大港口大都被封锁,由欧洲运来的货物大减,以至于上海等地的商家依靠往年的囤货维持。但这终非长久之计,各地货物渐渐销售告罄,物价即水涨船高。如火柴一项,昔日每箱售银 14 两数钱,现在每箱则增加至 30 两有余,店铺零售,每盒涨至 10 文多。洋针原每只 2文或 1 文半,现在每只也涨至 5 文。上海 “华商机器面粉,自去冬欧战

发生以来,外洋到货稀少,因此日见增涨”。“玻璃用途极广,惜本国制造无多,大都购用舶来品。自欧战以后,其价几涨二倍。”而本国民族企业的原料与机械大多依赖西方,所以原料的断绝往往使生产面临严峻的考验,最为突出的例子要数中国的染业。从晚清开始,德国出产的靛油因色泽光鲜而渐渐占据中国市场,中国传统的土靛大受排挤而走向衰落。德产靛油的 “价格在欧战未发生时,每百斤计装一桶,仅售洋五十三四元”,其几乎遍及中国各大省份的织染业,可谓高居垄断地位。据染业联合会会长杨嘉悌调查,洋靛在华销量为 “上海一埠,每年共销靛油约有三十五万桶。香港一埠,认定转销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五省者,每年可售二万桶左右。统计全年中国染业共购洋靛,价银有一千六百万金之谱。”④嗣因德国参战,此项原料遂无法进货,国内的染业面临着 “无料可染”的困境,与之相关的产业如绫绸业、土布业、丝线业俱受牵连,甚至引发行业内部严重的冲突。以镇江为例,各染房在为各绸号布庄加工染色时,定价不一,惯例是由对方自定。而染业原料价格步步高涨,成本几乎超过定价,所以各染坊纷纷要求主顾加价。遭拒绝后,各坊联合罢工,染工也纷纷失业。具体情况的相关报道如下: “各绸号原定价目甚廉,各染坊因之入不敷出,亏耗甚巨。是以同行数十家于日昨邀集会议,议以一律涨价,并开列价目单表,持向各绸号磋商……乃拟每庄经加染价洋二角。染业以加价过微,不肯承认,而绸业又以成本攸关,不允再加。十九号染业遂相率一律罢市 ……城内机工见染业已实行罢市,无活可做,大起恐慌,特于十九号在机业公所会议。群谓等候消息三数日,如再无解决,吾等只得相率歇业,拟一律罢工云。”这样一来就引发了商家、厂家、工人三方的对峙,而充当调解者的政府,压力格外大,因为陆续失业的贫民人数已接近上万,民情汹汹。但地方政府也缺乏良策,只能尽力斡旋,说服绸号布庄尽量加价,恢复生产。虽然国内此时已有提倡扶持土靛的建议,然通盘筹划尚需时日,难解燃眉之急。这一小小案例也暴露了中国民族企业的弱点: 过于依赖外国,根基不稳,脆弱太甚。其发展之路,实为艰难。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交通的影响

 一战之前,来往于欧亚之间的航船络绎不绝,尤其是上海,可谓东西方贸易的一大国际港口。但炮火一起,各大港口顿时门庭冷落,一片萧条景象。欧亚间的往来运输大减, “德奥商船已无踪迹,英法商船留以自用,贸易往来,所恃者惟中立国之船只”。 这使得曾经繁华热闹的上海 “无论输入输出,均大减色”,“往来内河外海之汽船,亦因运赴汉口及沿海各埠之过路货,甚行缺乏,必须停止其航行矣”。国际与国内航运俱受影响,从侧面印证了商业的不振。航运船只的缺乏,又使得航运价格步步攀升,“东亚与欧洲往返之航线……特议加增种子运费百分之二十,而保险公司亦随之由百分之二增加为百分之二分半矣”。“欧战未已,航路迄未大通,船只不敷应调,吨位涨至八十先令每吨,合华银三十四两,往年不过拾余两。”上海的外国银行甚至一度规定,由上海输往欧洲的货物不加战时保险费就不能汇兑。而 “兵险费虽减至极微,然所耗尚巨。且因最近德军舰出没于南海一节,于是运往澳洲及新加坡之货物兵险费亦锐增矣”。以上种种无疑增加了商业成本,成为中国商人的沉重负担。在武汉,因为 “航海出洋保险费船价已非常腾贵……各货交易商业汇兑均极停滞,对欧之各种商业几有全然阻塞之象”。航运业的黯淡又使得码头上的脚夫、装卸工人遭遇失业,在洋行供职的司事、差役遭辞退、减薪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这一连串的影响,令国内各界处在一种黯淡光景中。

 中国的铁路建设大都依赖外国借款,所以当外来资本断绝,政府无力承担时,工程建设不得不趋于停顿。时人有记载曰: “自欧战开幕而后,中国铁道之建筑骤蒙一大打击,盖中国之建筑无不仰给于外债,今外国之金融机关几全为战争破坏殆尽,则外债之输入自然立即断绝……则各路之停滞自在意想中矣。”加之欧战时,外籍员工回国参战,中国向外国订购的建筑材料、工具无法如期运抵国内,更是雪上加霜。国内重要的浦信线、陇海线等都因战争影响,借款无着而时断时续,严重影响中国交通建设。浦信线为东西向线路,连接京汉、津浦两路,意义重大。但 “自欧战开始后,由英资本建设之浦信路线可谓已完全停工。该路全线已经测量竣工,约长二百五十英里,建筑图样亦已绘就。其填有土方之处,则长仅九英里也”。该线失业工人 “四散觅食,多半渡江来宁,散处西南乡一带,代乡人刈稻割芦,借资糊口,其未得佣主者,多沿门乞食,随处露宿,殊为可怜”。后虽经政府努力维持,充作以工代赈的工程,但规模大减。“宁湘路系借英款与办者,欧战起后,工程已停。该部计划此路由南京抵湖南,既竣之后,拟由湘而黔而滇,直与印缅英路接轨,而通孟加拉海。陇秦豫海路为北方之东西大干线,开徐段本拟于三年告成,洛潼西段本拟于四年底告成,亦因欧战停工。”自近代以来,国人逐渐认识到修筑铁路的价值。铁路对于地方开发、对外经贸至关重要,尤其对位于西南部地区的省份来说,更是弥足珍贵。以交通极不方便的贵州为例,一战的影响除了出口量下跌,物价上扬之外,“至若关系于贵州将来之利害,因此次战事而不无停滞者,则交通事业是已。盖贵州之贫,由于……交通不便,工业复不发达……输出之品因有窒碍,为数甚少。前闻政府与英商宝林公司订约建造鄂黔铁路,测定路线由湖北沙市至贵州兴义,所订合同业经签押。此路一成,将与宁 ( 南京) 南 ( 南昌) 萍 ( 萍乡) 一线相接……故此路于贵州之将来关系不小,黔人皆希望速成。今欧洲战事既起,建筑之期不无推延,黔人生计境遇如此,但有日趋愈下之势”。从这段话中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铁路停建的惋惜之情。在此捉襟见肘的窘境中,北洋政府交通部只能设法开源节流,多方筹措: 因钢铁进口量锐减且价格太昂,交通部训令各路局可将积存闲置的材料、机器折价出售;鉴于无线通信难以为继,交通部令电话局、无线电局,大力提倡国货,“有制品已具雏形者,应示以标本,使之改良; 有制品碻能合用者,应加以补助,俾能扩充; 其有能独运匠心,发明重要之电品或能仿造供电政上大宗之用,而价格能与舶来品相抗衡者,尤当分别从优褒奖或酌予专用年限”。对于建筑材料的匮乏,交通部各处的对策是令各局调查所存材料,以冀互相调剂。

 四、世界大战加剧了中国社会动荡

 虽然战初中国政府严守中立,但一战的不利影响仍日渐显现。因一战的波及面不断扩大,国人对欧洲战局又不甚明了,加之国内政局不稳,各大城市谣言纷起,人心惶惶。各地百姓争相提取现款,商人囤积居奇,影响市面稳定的例子时有报道,各地政府也屡发通告,以期安抚人心。根据江西的一则新闻报道, “近日发生一种谣言,谓吾国受欧洲奥塞战争之影响,银行团业已停止借款,前借之款亦在索还,吾国金融将来必有恐慌,九江国民银行归于倒闭云云。此种谣言一起,人民不知所措。日昨竟有数十人各持钞票,向九江民国银行纷纷兑换,道路为塞”。 江西尚属内地,谣言就已频起,惑乱人心,像对外交往频繁的广东、香港等大港口情况更为严重。“自英德宣战,港中华侨一日数惊,有提取附款速作归计者,有竟欲辍业以谋乔迁者,纷纷扰扰,触目皆然。每当省澳轮船、各乡渡船、九广火车开行离港时,莫不座客常满,竟无隙地。”

 至于港中各种谣言,有说 “香港政府将米面全部封闭,以供军需,于是商人乘机高抬市价,居民争先多买”; 有说 “德国青岛舰队不日将进攻香港,港政府出示布告,勒令旅居华民尽数离港,于是闻者纷纷内渡”;有谓 “港政府”既熄灭灯塔,禁止船舶夜行,也将封禁电灯,于是有人囤积火水油,购置火水灯。这些谣言引起普通民众的阵阵骚动,连北京当局也不时煞费苦心地发布谕令,禁止捕风捉影、轻信谣言。京师警察厅训示众人: 近日 “京城各处谣言狠多,离离奇奇一点影儿没有的事都会捏造出来,说的有根有底,不差什么的人听了这种话给他朦住了。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仿佛就是真的……这真是不明白极了! ……自战事起后已经半个多月,京城地面安安静静的,银钱照常兑换,买卖照旧交易,一点什么没有。这都是你们亲眼见的,难道还能说靠不住,倒去信那些谣言吗? ……你们要是再信谣言,跟着乱说,那便是居心要摇感人心,扰乱治安了。”与此同时,政府为了防范革命党人趁机起义以及土匪趁势作乱,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及受俄国、日本影响的东三省及粤、赣等地增派军队,加强戒备,国内的紧张局势反又加剧了众人的怀疑。发展到后来, “总统府连日会议决定奉天、湖北、江苏、广东、广西、浙江、福建七省为紧要省分,曾令张、段、冯、龙、陆、朱六将军及李镇守使随时须特别戒备于省城汉阳、武昌,江宁、广州、南宁、杭州、福州各处尤应格外注意”。处在戒严状态下的青岛,则时刻被一种紧张恐怖的气氛包围。虽然德总督不断张贴安全告示,但仍有大批百姓、绅商外逃,并时有土匪抢劫作恶。1914 年 8 月 3 日,德总督下令青岛戒严,德、意、奥在远东的军舰集于青岛港口,严阵以待。在华的德国军人向青岛集结,在城内建筑工事,试炮操演。百姓的活动范围、正常生活均受限制和影响,人心难免不起浮动,时人的报道中多有形象的描述: “德员强迫华工开掘战壕,及令从事,若辈不愿为之工程,而全难如愿以偿。若辈日则工作,夜则多乘友人之舢板潜逃渡胶州湾,逃抵华境。华人现专意保护青岛权利,不暇他顾。鲁省各县匪徒亦知之,以故近于四处大肆抢劫,各处防兵未曾不剿杀盗匪,但不能得手。”因青岛一地局势大变,周围各县村庄治安也陷于混乱。“租界以外许庄地方,四日之前有七村庄被匪抢劫一空。青岛商人黄姓自城阳回家,携带现银四百两,中途被劫。又有孙妇自青回乡,行至枯枣地方,被八匪劫围,裹以棉被外浇洋油,然后点燃”,土匪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部分原因是外国势力突然收缩,暂时出现的权力真空地带往往成为匪徒横行之所。胶济铁路沿线的地方也是风声鹤唳。历城距青岛数百公里之远,理应不受战争威胁,但在 10 月 4日,该地胶济铁路沿线村民误听谣言,引发数个村庄村民集体逃难。这种光景下,青岛地区早已无商业可言。可见,在日德战事爆发之前,青岛及其附近地区就已蒙受损失。待到日德战事真正爆发,胶州地区百姓更惨遭蹂躏。

 国内外经济不振所引发的失业人数剧增,让原本承受能力有限的中国社会背负了沉重的包袱。战初,中国各大贸易港口生意锐减,失业人数一日多于一日,而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港口首当其冲。 “上海一埠,在各码头作小工、靠扛抬货物为生者,达数万人。自欧陆骤起战争,各小工大受影响。就浦东一方面言之,各码头 ( 如美最时、瑞记等是) 为扛夫小工者,计有一千四百数十名之多。战事起后,各商轮率多停驶……故各小工现均无所事事,长此以往生计顿绝,殊可殷忧。”而一个月后,上海总的失业人数就达到一两万之巨。其他各大商埠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汉口洋商现均休业,所有负贩、工人赋闲者不下万余人”;内务总长 “以京师苦工失业者多,特为设法多与土工,以维苦力之生计”;政事堂致电直隶、江苏、湖北、河南、浙江、广东、福建、奉天、山东等省将军、巡按使,因当下各通商口岸受欧战影响,失业游民甚多,令政府迅速想出切实救济办法。更为糟糕的是,同受战事影响,国外大量华侨、华工被迫回国,而多数人回国后无以为生。俄国警察厅命令, “凡居留俄京之华人除头二等商业外,凡无业流民、小本商贩均限日一律出境”。同时 “星加坡、吉隆锡矿亦业已停工,该矿工人粤闽两帮约有四万之谱,公司已发给各人船票一张,谕令回国”。截止到欧战开始一个月后的 1914 年 9 月,“海外被遣之华工,在俄境逐回东三省之工人已有数万。今从星埠等处运回闽粤者,其第一批已有十万之多,此外从欧洲各埠运回者又日有所闻”。在地方政府看来,这些失业工人良莠不一,长时间生计无依,很容易与土匪、革命党串通一气,危害治安。以广东省为例,“粤东盗贼渊薮也,平时盗贼甲于各行省,矧当散兵遍地,挟有利器。今岁又承水灾之后,元气大伤,而欧洲战务发生,内地商务一落千丈。苦力者最多失业,而外洋华侨回国者在二十万以上,其中无业者实居多数,此辈穷无复之,惟有啸聚为盗而已”。地方虽想尽办法,以工代赈,然而吸收能力实在有限。这些工人生活拮据,收入无多,境遇悲惨。为了生存,他们或同盟罢工,索加工资;或铤而走险,触犯法律,终遭监禁;瑠 或流为土匪,祸患一方。

五、结语

从以上种种境况可以看出,一战爆发时,中国国内经济与社会的种种状态。虽然北洋政府在战初严守中立,但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环,还是受到欧洲经济形势的影响。

 欧战之初,中国的金融业就出现波动,金银价格骤升骤落,与商业利益关系密切的规元也出现大幅度变化。金融业的震动冲击着商贸的进行。欧亚间航运受限,使得洋货进口困难,各种货物销售告罄,价格飙升。但受冲击最严重的还是中国的出口贸易,外商活动减少,断绝了中国土货出口的渠道,大宗货物积压在港口无人问津。国内重要港口在战初几年,业务量都有缩减,关税收入随之减少。加之,各洋行严格控制金银的流转,中国金银的出口量又有增加,白银外溢,国内各界顿感银根奇紧,商业由此不振。对于中国民族企业来讲,一战并非完全意味着先机,对外国技术、原料、机器的过分依赖,令许多行业陷入困顿。由此,国内提倡国货、奖励工商的呼声大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北洋政府的积极作用,行奖励、救助之策,展开社会调查,发挥引导作用。但是,通盘的计划面临着重重困难,民族资本的自强之路远非想象中那么容易。

 一战爆发后,往来于欧亚的航船骤减,只有少数中立国船只仍进行运输。中国对外贸易大都依靠外国船只,这时外商要求提高运输费用、增加保险费,国内商人无力拒接,被迫增加商业成本,承担更多损失。而国内的基础建设,也因外资的减少、航运困难受到阻碍,尤其是铁路建设。浦信、陇海等重要铁路线,因资金、材料、机械的缺乏而停建,这对于国计民生俱是损失。

 经济的衰退加重了社会压力,百物腾贵,影响民生。国内各界的失业人员,同东南亚、俄国归来的华侨华工形成数十万的失业大军,远非中国社会可以消化。这些失业人员无以为生,很可能聚集为匪,对社会治安构成威胁,成为地方政府的忧患。近代以来,中国各地区的开放同欧美的联系日益紧密。这些国家卷入战争,致使国内各地谣言蜂起,商人囤积居奇,百姓信以为真,引发提款、囤货、迁徙等现象,可见国内也存在一种战争时期的恐怖气氛。战初的青岛值得注意,远在日德开战前,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就已出现混乱。地区戒严、百姓的慌乱与土匪作乱让这座城市深切感受到一战的破坏力。

 总之,一战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从整个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再思考时期来看,有些损失会随时间而渐渐有所恢复。但是战初两年的巨大变故对中国各界来说无疑是一次惊险的历程,国内各领域暴露出的种种弱点和不足都发人深省。学界习以为常的民族企业的 “黄金时期”,对于民族资本来说,并非完全的久旱甘霖。对外国资本依赖严重的民族企业实际上很难在短期内同外界切断联系,走向自强。一战时期,在深深的经济危机、民族危机、社会恐慌的打击下,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号召渐渐形成声势。知耻而后勇,知不足则后进,正是这重重困境,激发国人利用一战的机会奋起直追,才形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所谓 “黄金时期”。但这个“黄金时期”的开端无疑是艰难的,这是因为随着近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举凡世界的重大变故或灾难,无疑也都会殃及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以来的中国越来越成为 “世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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